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体制内媒体人才空心化，原因何在？

媒体发展的关键在于人才，但是体制内媒体的人才正在加速流失，而且一些被体制内媒体长期精心培养起来的高层领导也选择离开，体制内媒体出现令人担忧的“人才空心化”现象，那么是什么原因造成这种现象呢？

一、体制内平台价值越来越低

优秀人才在选择工作单位时最为看重的无疑是该单位的平台价值，平台价值体现为事业空间、能力提升机会、社会地位和薪酬收入四个方面。

1、体制内媒体平台价值曾经风光无限

改革开放之后到2012年，随着经济和社会的全面进步，体制内媒体一方面享受着媒体的相对垄断优势，另一方面又享受着市场红利，无论在媒体数量、媒体收入、净利润、员工数量以及薪酬水平都取得了长足的增长，平台价值也急速增加。

首先，在事业平台方面

一是媒体种类更为丰富：都市类、专业类和行业类报纸层出不穷，电视台、电台的各类频道快速增加，杂志的类别不断丰富；
二是媒体数量高速增长：无论是中央级、省市级、地市级还是县级都创办了大量的媒体；
三是单一媒体的规模也快速增长，体现在收入、净利润和员工数量等方面。

这些一方面为更多的媒体人提供了从业机会，另一方面为优秀人才提供了施展其才能和抱负的平台和机会。《南方周末》、《广州日报》、《焦点访谈》等体制内品牌媒体的出现都是优秀人才利用平台实现其价值的典范。

其次，在学习机会方面

优秀的平台不仅吸引、聚集了大量优秀的人才，而且通过平台的培训以及优秀人才的互相学习，能够为从业人员提供良好的学习和提升机会。例如，南方报业传媒集团就为各类媒体提供了大量的人才，也被誉为中国传媒业的“黄埔军校”。

第三，在社会地位和荣誉感方面

媒体和媒体从业人员具有很高的社会地位，被各行各业所尊重，记者更是被称为“无冕之王”，相应地，媒体从业人员也就有着很高的荣誉感。

第四，在薪酬收入方面

在2012年之前，媒体收入一直处于增长状态，媒体的盈利能力也很强，从业人员的薪酬水平处于中等偏上。

2、体制内媒体平台价值大幅度下滑

互联网无边界，从根本上打破了媒体的体制性垄断，也给体制性媒体带来了致命性冲击，表现为受众大量流失、广告断崖式下滑、骨干大量流失，导致其平台价值大幅度降低。

首先，在事业平台方面

互联网媒体的快速发展，在为优秀人才提供了更好、更多平台的同时，也导致传统媒体的事业平台急剧缩小。

一是传统媒体数量开始减少。2012年以来，报刊停刊的消息此起彼伏，连绵不绝，而且在未来3年内，传统媒体的关门倒逼将迎来高潮。

二是单一传统媒体的规模大幅度下滑，版面大幅度削减，广告断崖式下滑，发行量也在高速下滑，员工数量大量减少。传统媒体事业平台价值的大幅度降低，必然导致从业人员人心惶惶，对未来失去了信心。

其次，在学习机会方面

在传统媒体深陷困境的同时，一方面传统媒体已经很难吸引优秀人才，另外一方面大量优秀人才在快速流失，这也导致传统媒体在提升人才能力的水平大幅度下降。

第三，在社会地位和荣誉感方面

不可否认的是，现在社会存在一种妖魔化媒体和媒体从业人员的不良现象，从业人员的社会地位和荣誉感大打折扣。

第四，在薪酬收入方面

一是由于传统媒体自身的收入和盈利能力大幅度下滑，不少媒体开始降薪，而少数媒体则已经发不出工资；
二是国家出台相关政策，对体制内媒体的高管限薪。

两方面的原因导致媒体从业人员的收入与完全市场化的互联网媒体的收入差距悬殊，尤其是高管们的收入甚至只是互联网媒体的几分之一。

在互联网时代下，优秀人才可以突破之前的牌照垄断限制，借助互联网平台来实现自身的内容创业，这也进一步拉低了体制内媒体的平台价值。

二、体制桎梏使得体制内媒体转型极难

虽然体制内媒体采取的是“事业单位企业化管理”的管理方式，且有些体制内媒体的经营性资产整体打包上市，但是上级主管部门在对其管理时依然是向是事业单位看齐，尤其在当下，更是向政府部门看齐。

首先，体制内媒体不是真正的市场主体

虽然十八届三中全会提出了“让市场在资源配置中发挥决定性作用”，但是在实际运作中，体制内媒体即使是经营部分也不是真正的市场主体，这导致其在选择转型方向、思路和路径时，不能按照用户和市场方向进行选择，而只能按照相关主管部门的要求进行。

其次，相关制度不适应转型需求

由于媒体具有很强的意识形态属性，相关主管部门对体制内媒体采取了严格管控的方式，表现为：

不允许员工持股；
对于民营资本的进入也有严格的限制；
上市传媒公司中，实际控制人要实现绝对控股；
资产评估主要采取的是净资产方式或者收入、净利润折现方式，这也导致很难去收购发展前景大、而当前收入低、净资产少的互联网媒体；
采取的还是大锅饭式的薪酬制度；
内容从业人员居于绝对核心地位。

但是当传统媒体在转型想进入互联网媒体时，就遭遇了体制的尴尬，互联网媒体有其自身的发展规律：

骨干员工和管理层持有较高的股权，一般是创业者绝对控股；
对于潜力大、增长快、收入少的互联网企业主要按照用户数进行估值；
采取的是按贡献分配的方式，多劳多得；
以技术为驱动。

尤其是不允许员工持股这条制度就必然导致优秀人才离职，澎湃新闻CEO邱兵的离职就是最好的例子。澎湃新闻初创时，其也按照互联网的发展要求设计了员工持股制度和引进战略投资者，但是后来由于外部环境变化而导致这些良好的制度难以实行。

第三，管理层人才结构不合理导致决策不科学

体制内媒体的高层基本是上级部门下派或者内部采编人员提升，导致管理层懂政治、懂新闻的多，而懂战略、懂投资、懂经营的少，可以毫不客气地说，现在的决策机构可以说就是“长老会”。在传统媒体艰难转型的时代大背景下，体制内媒体的重大决策多与战略、投资和经营相关，这种“长老会”的决策机构必然导致决策效率低下、决策不科学，一些好的项目由于久议不决而被拖黄了。

虽然体制内媒体的决策机制是民主集中制，但是由于任何决策都存在失败风险，尤其在当下的环境下，决策机制就变成了“只民主而不集中”，任何一项决策如果不能全体成员同意就不决策，哪怕有一票弃权也不进行该项决策，而好项目本身风险也更大，这就导致体制内媒体的决策机制很难筛选出好项目。

当然，在这种决策体制下，最为可气的是那些自身根本不懂但又很“负责”的人，他们就是绝对的好项目杀手。

第四，评价体制不合理

在很多体制内媒体，晋升凭得是领导喜欢而不是真实业绩，这样就会导致溜须拍马者大行其道，而埋头苦干者则吃亏受累，正所谓“会干的不如会说的，干多干少一个样，干与不干一个样，干多错多”。这种评价体制久而久之就会导致优秀人才离职，而企业文化也会彻底庸俗化。

第五，媒体的外部环境已经发生了重大变化

不得不说，近些年来媒体所能够获得的报道空间和环境今非昔比，毫无疑问报道空间越来越小，传播的味道越来越弱而宣传的味道越来越浓，专业的媒体人会觉得越来越没有成就感。在这种情况下，与其辛辛苦苦做高风险的体制内媒体，还不如去做更为轻松的体制外内容创业。

在体制内媒体的这种体制下，个人很难改变组织的体制特性，有能力的就必然会提醒自己：与其无论如何努力都改变不了走向衰落的航向，最后落得个船沉人亡的悲惨结局，不如提前跳船改变自己的航向。

三、缺乏优秀的一把手

毫无疑问的是，对于国有单位和企业尤其是体制内媒体，能否发展和转型好，关键在于是否有一个具有很高政治智慧、外圆内方、能力超强的一把手。纵观传媒业发展改革史，就可以看出这一规律，如央视的杨伟光、南方报业的范以锦、广州日报的黎元江、SMG的黎瑞刚、浙报的高海浩、大众报业的傅绍万、读者的彭长城等等，但是整体来讲，优秀的一把手占比极低。

目前体制内媒体的一把手一般由如下四个来源：

一是宣传部副部长调任，这类一把手占大多数，他们懂政治、有一定的政治资源，但多不懂战略和业务；
二是体制内媒体内部提拔，这类一把手占一定比例，他们懂业务，但政治资源较少；
三是服务于当地一把手的副秘书长调任，这类一把手占很小比例，一般见于地市级体制内媒体，他们懂政治、有丰富政治资源、见多识广，但不懂业务；
四是其他部门人员调任，这类一把手比例较少。

在体制内媒体深陷困境的当下，不仅有能力的官员不愿意到体制内媒体来，即使有能力的国有企业领导人也不愿意到体制内媒体来，而体制内媒体的一把手又拼命地去找地方当官，这导致体制内媒体优秀一把手的占比比之前更低。

其实无论是在官场、国有企业、民营企业，优秀人才能否发挥自身能力的前提条件都是能否跟对人，即能否找到一个赏识您、包容您、支持您的一把手。跟对了人，就能够最大可能发挥自己的才能，做出最大贡献，跟不对人，就会导致碌碌无为甚至会郁闷消沉。

对于体制内媒体来说，正是千里马好找，而担当伯乐的优秀一把手极其难寻！如果没有慧眼识珠的伯乐，千里马与其被埋没不如选择离开。

四、机制僵化

虽然当前党和政府大力鼓励和支持大众创新万众创业，但是近些年来不少媒体实际上越来越行政化，相关部门在对体制内媒体的管理也没有采取分类管理的办法，而是把事业单位和企业等同于政府部门进行管理，毫无疑问，这样机制就越来越僵化，流程越来越繁琐。

首先，各类决策要层层上报

现在体制内媒体为了规避风险，各类决策采取层层上报的方式，而相关主管部门更是不愿意承担风险，这就在很大程度上限制了体制内媒体创新的空间和机会。

其次，没有按照事业单位或者企业的规律进行管理

对媒体事业单位和企业都按照政府部门的要求进行管理，虽然在一定程度上体现了规范，但是却丧失了效率和灵活，导致媒体企业运作处处受限。例如，一些体制内媒体企业运营人员也要采取政府部门一样的出差报销标准等等。

在这种情况下，有能力的人与其在僵化的体制内空耗生命倒不如到体制外拼搏一把，万一成功了不仅能够解决财务自由更能实现自身的人生价值。

五、官本位文化盛行

近些年来，体制内媒体的市场化程度开始倒退，而官本位的味道开始加强，官本位文化开始盛行，其主要表现为：谁官大谁最懂，谁官大谁知识最多，谁官大谁能力最强。

在官本位的文化下，一切资源都向位置倾斜而不是向能力倾斜，这就导致表忠心的小圈子盛行，溜须拍马之徒饱受赏识，而有能力的耿直之人会被牢牢压制。在这种情况下，一旦外部有机会，体制内有能力的人自然会选择到体制外去，财务自由本来就比所谓的位置更有吸引力。

决定人才去留的关键因素就是预期，尤其对体制内媒体的优秀人才来说，基于对未来预期的无望，对体制机制的深深失望，有能力的人就会更多地投入到市场创业的大潮中去，靠自己的能力去解决财务自由和追求自己的事业，而体制内媒体又能有什么办法呢？